没有身份十分神秘 赌博成暴富后生活方式

浏览次数: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9-01

  在离中国边境54公里的朝鲜罗先市东海边,一座在朝鲜境内从未见过的豪华高楼孤零零矗立在海边,那里是“英皇娱乐酒店”,中国人称其为“英皇赌场”。2004年底,记者在赌场的时候,五六十位中国人,正在里面没日没夜地玩“”、轮盘赌和,将钞票大把大把地扔给赌场。

  而在英皇赌场内,充足的暖气、红色的大理石地面与红色的座椅,以及绿色的热带植物盆栽,会立即让人忘掉这里是寒冬中的朝鲜。大厅里的上百人,全说中国话。即便是朝鲜服务员,也操着流利的汉语。赌场的大门,有朝鲜保安把守,除了朝鲜员工,严禁其他朝鲜人进入赌场。中国人同样是这里最主要的赌客。不久前,中国吉林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51万元到境外赌博,事情败露后,畏罪潜逃。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简直无法相信,避开中国的法律,到朝鲜赌博,居然是如此轻而易举。

  2004年12月中旬,记者来到吉林延边州,这里有许多旅行社,门口竖着刺眼的招牌:“入住英皇”。“英皇”即是设在朝鲜北部罗先市的大赌场。这里的旅行社,将入住英皇进行赌博,作为招徕游客的金字招牌。不需要护照,只要交上450元,拿到一张“入出境通行证”,你就可以去朝鲜一赌。

  第二天早上8点,33位赌客,乘坐旅行社的白色中巴车,从延吉出发,赴珲春圈河口岸。在导游手里的名册上,这些人的身份清一色全是由旅行社代填的“个体”。显然,如果赌客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身份也不会暴露。吉林延边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就像这些赌客一样,沿这条线路,很方便地赴朝鲜赌博。7个月间,他去了27次,输掉公款351万元,以及亲戚朋友的借款。

  对东北三省和华北的赌客来说,与远赴澳门、缅甸参赌相比,近在咫尺的朝鲜赌场显然更加方便。蔡豪文案后,延边州纪委到圈河口岸调查得知,这个口岸一年出入朝鲜人次达25万。而从州公安局得到的数字,其中“休闲游”,也就是纯粹到朝鲜赌博的,超过5万人次。

  中巴车在冰冻的图们江左岸疾驰,江那边,就是被白雪覆盖的朝鲜。导游小姐提醒乘客,朝鲜规定,入境只许带人民币6000元,或是美元5000元。“你带美元比较合适,”导游小姐说,“那等于40000人民币,而且,在英皇赌场,筹码也是用美元计算的。”

  导游和记者说,如果需要带更多的钱入境,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交通银行的银行卡号,你把钱存入卡内,拿着银行的收据,到了英皇赌场就可以提现金。

  实际上,即使不用银行卡,大量现金过镜也畅通无阻。在中朝边境,朝方对现金入境的控制,只是象征性的,朝方禁止入境的是以下物品:手机、传呼机、MP3、光盘。对报纸、杂志、书籍的入境也严格控制,如果是在朝工作的中国人,坚决要求带入某些报刊,则必须登记,不管在朝鲜境内呆多长时间,离境时,一定要带回曾登记的报刊。英皇赌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告诉记者,一位中国赌客误将手机带进朝鲜口岸,被朝方查获,等他赌完回国时,朝方人员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拆碎了的手机。对所有的信息传播载体,朝鲜闭门不纳。他们最欢迎的,是中国赌客的钱。

  英皇赌场里,有一排排的,也有轮盘赌,人气最旺的,是5台纸牌桌,最低下注额分别为10、50、100、200、300美元。在赌场一边的台阶上,屏风后面,是两台下注额最大的牌桌。一位40来岁的东北男子最引人注目,下注额最高,短短10分钟内,就赢了40000人民币。每当开牌时,大家狂呼乱叫,翻纸牌的手颤抖着,等翻过来,纸牌已皱得像折扇一般。几个回合下来,输了的人,一句话也不说,转身离开,转战别的牌桌。

  英皇赌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英皇赌场属于香港英皇集团,老板是杨受成,几年前英皇集团经朝鲜同意,在此地建造英皇娱乐酒店,花费数亿港币,赌场开业不久,成本便收回。

  延边州纪委的李敬民主任曾赴英皇赌场调查。他说,英皇赌场的税收不交给朝鲜罗先市政府,而是直接交给朝鲜中央政府。但至于每年交多少钱,他没有确切的数字。

  赌场的那位工作人员说,英皇赌场有大约500名员工,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来自香港,其余职工,中方和朝方各半。中方一般员工,月薪自2000元人民币起不等,而朝鲜员工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月薪80美元。后来,朝方提出,因为美国是朝鲜的头号敌人,朝方不愿领美元,改为月薪80欧元,约合人民币800元。

  但是,朝方员工的大部分收入要上缴国家,自己仅能留下大约24元人民币,这等于朝鲜一般工职人员月薪的两倍。李敬民在调查时,曾问过一位朝鲜员工:“你们的收入还不到中方员工的1%,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这位朝鲜员工很自豪地说:“赌场向我们国家交了大量的钱,我们很荣幸为国家做贡献,所以,我们不在乎自己的工资。”

  为朝鲜财政做贡献的,自然不是朝鲜员工,而是中国赌客。李敬民在赌场秘密调查时,亲眼看见一位长春女士,在一天两夜里,不吃饭,不睡觉,连续36小时赌博,最后输掉5万人民币。而赌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曾见到,一位中国赌客在一天半的时间内,输掉400多万人民币。而目前被通缉的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在7个月里,挪用的公款加私人贷款、借款,共贡献给英皇赌场700万元人民币。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朝鲜大量走私日本汽车进入中国,使延边许多汽车走私商人暴富。“英皇”建立后,最先来赌的就是这批人。很快,这些暴富者的钱全扔进了赌场,现在大量被赌场套住的人,除了地产商人,就是企业主和官员。

  李敬民算了一笔账,每年有5万人次进入英皇赌场,如果以每人每次输掉5000人民币算,一年就是2.5亿人民币。这还是最保守的数字。

  更为严重的是,像英皇这样的赌场,密布在中国的边境线上,并且正在快速增加中。在黑龙江的中俄边境线上,只要有口岸,就会有大大小小的赌场。最近,在绥芬河的中俄边境线上,香港上市公司“世贸中国”投资100亿元建设的“绥——波”贸易综合体里,就包括一个巨大的赌场。

  从圈河口岸往北走30公里,就是长岭子口岸,从那里可以进入俄罗斯。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克拉斯基诺市,中国一公司开了一个赌场。如果从克拉斯基诺市乘船,两个半小时后,就可到达海参崴,那里有个大赌场。当然,不管是哪儿的赌场,赌客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而在中蒙边境线上,也刚刚建了一个赌场。据云南公安部门最近公布,周边国家靠近云南边境地区就有赌场82家。这些赌场的基本目标都是中国人,在朝鲜,除了英皇的朝鲜员工,任何朝鲜人不许进入赌场。

  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中说,党员到境外赌博的,要一律开除党籍。

  但如何查处这些官员,显然并不是那样容易,延边州纪委党风室主任李敬民现在掌握了到朝鲜的5万人名单,但是,调查赌博者非常困难,“他要是死活不承认,你没有旁证,也没有办法。”他说。延边州公安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说,中国公安部目前对中国公民赴境外赌博也没有好的办法,“我们希望他们尽快出台一个政策,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他说。

  很难说,是赌场的神秘让赌客显得神秘,还是赌客的神秘造成了赌场的神秘。反正,在赌场,没有人会追问你的身份和赌资的来源,在管台的荷官们用筢杆把满桌花花绿绿的筹码推成一撂的时候,钱一点也不具体。记者在科伦坡赌场看到的绝大多数面孔都是中国人,他们中的有钱人不多,并且大部分身份暧昧。在科伦坡开餐馆的王玉民告诉记者,在这里,有人把赌博看成正式工作之外谋的另一份差事,有人是用白天挣得不多的钱拿去下注,也有人只是为了一顿免费的晚餐,另外一些人在赌场里等待或寻找各种机会和生意。赌场成为这些没有身份的人生存的一个独特空间,作为赌场最主要的客户,科伦坡的华人和赌场形成了相互寄生的关系

  1月3日,斯里兰卡当地时间下午3点多钟。科伦坡最大一家赌场MGM里熬通宵的客人刚刚差不多散尽,服务生在小心地擦拭金碧辉煌的栏杆扶手,距离再一次赌客光顾的高峰时间还有七八个小时,这是MGM一天内惟一的清闲时光。剩下的人里,一个叫易琴(化名)的中国女人最显眼。记者是后来从别人嘴里知道了她的名字,科伦坡的华人不知道她的实在没几个。这个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皮肤白皙,文雅地扎着高高的发髻,头发和衣服整理得一丝不苟。她看起来有一张沉着的脸,目光不时轻巧地瞟旁边的另一个中国人,手指熟练地玩弄着筹码,拇指和食指飞快地把第一个筹码挪到最后一个,再把最后一个挪上去,如此反复。这是赌场熟客们的标致性动作。科伦坡赌场每一个筹码的面值通常在500、1000、5000、10000卢比(1000卢比大约等值于100人民币)不等,在这家MGM赌场,为了招徕更多赌客,很多赌场在换筹码时还多给客人10%到30%,如换100美元,可以领到120或130的筹码,称之为虚码,但是这些钱不能换成现金,只能在赌的过程中逐步换成实码。

  易琴在绿色的赌桌前时站时坐,她的手指在三颗宝石戒指的底衬下显得更加纤细修长。这种红、蓝宝石是斯里兰卡最负盛名的特产,有人告诉记者,像易琴手上这种好成色的玉石品种,只有当地经营种植业和宝石矿开采业的有钱人才能拥有。

  易琴正在玩的是“21点”。MGM最主要的三种赌博是,21点、和俄罗斯轮盘赌,记者没看到,后来听别人说,在科伦坡赌的中国人,要么是蹭饭吃的,要么都玩得很大,在这儿不受欢迎。“21点是这几种赌博里技巧多于运气的一种,中国人更倾向于它,有段时间,赌场输多了,曾禁止中国人玩21点。”说这话的叫Lewis Lee,是在斯里兰卡经营服装生意的台湾人。Lewis Lee是个玩21点的行家。他告诉记者,21点讲究“消牌”,这是可以算的,赌的人越少,算得越容易,赢的把握也越大,所以他总在晚场散了,下午的时候进赌场。“这个时间人最少”,他说,要尽量把凑21点的牌控制在3张以内,而且都在3倍和4倍消去,每轮的牌是有限的,这样可以增加消去的机会。5张小牌消去是最不实惠的,一个A和一个10点组成21点是最佳选择,其次是两个数组成11,再来个10点,因为10点太多了,所以在3、4倍区域存的牌最好都是11点,这样很容易消,富余牌在空的4倍消去是最好。

  易琴显然玩得并不太好,她跟另一个后进来的女人发牢骚,声音很响地说,今天的手气太差,输了500万卢比,所以她一直不肯走,赌了将近16个小时。这个数目听起来实在很难不让人对她的身份产生好奇心,记者在她离开后,试着向周围人打听了一次,但被拒绝了。

  一年中多数时候都享受着印度洋充沛阳光的斯里兰卡首府科伦坡的大部分时间里,店铺有气无力地开放着,这里的商业和娱乐活动远没有它的宗教气氛那样浓厚。倒是一些肮脏、不起眼的市井之地,垃圾成堆,乌鸦遍地拾食,忙碌地走动着光脚的兰卡小贩和戴着头巾的家庭妇女,展现着充彻本土气息的原始生机。这些地方给许多底层的斯里兰卡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衍生出其他的种种交易,比如倒卖外汇和皮肉生意。色情业被这个佛教国家明令禁止,却成为来自泰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等性服务业人员在当地的主要谋生手段。而这些鱼龙混杂之处最豪华的建筑往往就是赌场,在某种意义上,赌场成了底层和权贵、商人阶层的衔接物。Lewis Lee说,科伦坡没有太大规模的赌场,BALLY’S和MGM算是大的,MGM的老板很愿意在科伦坡华文报和华人广告公司登广告,收费贵点也不在乎,可能就是料定中国人口袋里的卢比和美元是最容易放到他的赌桌上的缘故。

  王玉民把华人嗜赌看作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认为,出境的华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异域,缺乏当地语言文化基础,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不约而同地走入赌场,“有钱人因娱乐生活单调乏味而到赌场消遣,辛劳的打工阶层因薪水太低而进入赌场去寻找机会”。

  Lewis Lee说,赌场成本开支相当之大,去年科伦坡一家赌场一年要向政府上税1000万美元,今年税金再度提高,几乎翻了倍,要交将近2000万美元。并且,MGM从开放赌场设置到现在的10年时间,赌场光在食物与饮料上的支出就砸下天文数字,以确保能够将赌客留在赌场之内,他们光去年在这方面的开支已经达到5000多万美元,这样庞大的投资很自然地,使其他没有经营赌场的餐馆,完全失去竞争力,这也是科伦坡赌场周边的商业和娱乐如此冷清的原因之一,“我知道,1995年MGM开业前,科伦坡三区的餐馆还有60多家,开业后只剩下11家,等于有七八成的餐馆倒闭,而其中多数是中餐馆,可见华人在赌场的消费占了多少”。

  1月4日,记者在BALLY’S赌场看到了在这次海啸中受伤的阿芳,她一瘸一拐地拖着伤腿走进赌场,跟赌场每个碰面的人笑着打招呼,全然看不出,几天前,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还浑身是伤。听说,当天接受完采访,她又去赌场了。阿芳也是这几个赌场的常客,和每个工作人员都熟。她在MGM赌场里认识她现在的男朋友,是一名斯里兰卡现役飞行员,在这个国家这是相当体面的一个职业,这也是件让她在科伦坡华人朋友圈里颇为得意的事情。阿芳和另两个在海啸里死里逃生的中国女孩接受记者采访时有过很多顾虑。在赌场打工的中国人阿素后来告诉记者,事发后,在当地华人中有很多传言,说三个人当时是去加勒海边一家旅馆做应召生意的,“这让她们很生气”,阿素说,不过,另两个人的确是在科伦坡一家按摩院上班,“斯里兰卡禁娼,色情场所往往以医院和医疗按摩院的面目出现”。

  从大陆到斯里兰卡做皮肉生意的小姐并不一定从开始就是直接奔着色情业去的。王玉民说,这个国家并不发达,也没什么市场,中国护照去斯里兰卡很容易签证,一些蛇头利用这点大量组织偷渡,最有吸引力的卖点,是说这个国家可以作为跳板到第三国谋发展,比如欧洲的主要国家、加拿大等,“办一个人的费用,他们收得很高,通常要3万~5万,钱到手了,人接到科伦坡,就不再管了,许多女孩子流落他乡,惟一能选择的就是色情业。因为中国小姐近年增多,她们之间也相互压价,一次性交易的价格甚至只有泰国小姐的一半”。

  阿素对记者说,阿芳和易琴都做过蛇头生意。她说,在赌场一掷千金的易琴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靠办非法移民的资金起家,开了按摩院。那时候,色情业在斯里兰卡刚刚兴起,生意很好做,加上她骗到科伦坡的中国女人,没有工作做,最后就都到她的按摩院干活,“每月好的时候可以有1.5万~2万美元,房租和伙食都是小姐自己付,一次交易易琴还得从中抽700卢比的人头费,所以易琴现在少说也有几百万美元的身家”。

  “对有着各自目的的赌客来说,赌场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交际场。”Lewis Lee说,一些做皮肉生意的小姐把晚上挣的钱白天全输在赌场上,不过,她们的目的不止于此,她们希望能在赌场结识一些做生意的香港、台湾商人。“赌场也满足了一些小姐对奢华生活的想象”,他说。

  进入芒街的第一刻,并没有感觉“出境”,反而需要一遍遍地提醒自己才意识到:这已经是越南了。很多方面都是那么相似,国旗、国徽、甚至包括大街上横拉着的红色标语、为庆祝2005年新年的彩色小旗,如果不仔细看上面的文字,只会感觉自己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而“芒街”又是那么一个有中国味道的名字。

  我们是从广西的东兴口岸进入越南的,之前除了交给旅行社的费用外,又花30元拍张照片便很快拿到有效期只有几天的“入出境通行证”。中午11点,等待过关的大部分是中国游客。从越南过来的导游阿珍瞥了眼人群,很直接地说:“你们一人拿十块钱吧!可以快些!”大家每个掏了十元,阿珍夹在薄纸里递进窗口,果然很快就入境。

  自90年代以来,东兴的边贸成交额每年高达十几亿元,已经成为继深圳罗湖、珠海拱北后的中国第三大口岸。出了东兴大门,就是横跨北仑河的友谊大桥,导游说当年中越战争时,这个桥曾被炸得支离破碎,后被中方修复。两国就以大桥中间的一条黄线为界。中国东兴这边群楼林立,河对岸则放眼望去一片平坦。据说芒街是越南北方最富裕的城市。1元人民币等于1700越南盾,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要带超过600元人民币入境,在越南就已是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

  “我们马上将要‘参观’一个赌场。”一进入芒街,导游不停地强调这个词,所有的中国游客也一副心照不宣的表情。站在街旁没几分钟,很快来了一辆面包车,径直把大家拉到一座写有“利来国际博彩俱乐部”的淡黄色圆顶建筑前。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并不是公共汽车,而是精明的商家派出的免费接送车,每天固定在芒街的赌场和几个购物点之间往返,周到得让人吃惊。

  与芒街其他建筑相比,这家“俱乐部”已经相当气派。可以看出,从外形到赌具,利来基本模仿澳门赌场,但显然远远落后几个档次。不过赌场的“起点”并不低:赌城里只接受人民币、港币和美元,但都必须兑成美元筹码下注,而最小筹码是1美元。

  这家赌场是2000年建成,股东主要是中国人。因为赌博在越南被明令禁止,所以这家赌场严禁越南人进入——后来发现赌场的门口坐了两个穿制服的越南人,他们应该就是专门负责禁止本国人入内的。但奇怪的是,来来往往很多游客,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他们要求谁出示证件,万一有越南人入内,他们怎么发现呢?阿珍淡淡地说:在芒街呆长了,一眼就能看出谁是中国人,“穿着、举止、眼神,特别是眼神,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在与中国毗邻的边境小城设置的赌场,越南本地人又被禁止入内,它的目标其实很明确:中国人。赌场的情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从服务生到赌客几乎全是中国人。不过细细观察,这种边境小赌场的高端客户似乎并不占多——与我们同团的是山东一个农民企业家代表团,虽然这里只与中国一河之隔,但也算是他们的第一次出国。其中据说是团中最有钱的木材商输掉了最多的80美元。

  利来2000年春节左右开门迎客。据说开业头一年,利润就达1.6亿人民币,所以一度获越南有关部门的“通令嘉奖”。有人说近两年,中国赌客为这家赌场带来了每年8亿元人民币的利润。导游小方说,在与广西北海相对的越南的海防市,还有一个图山赌场,由越南政府与何鸿联营。

  一个统计数字说,现在每天到东兴和芒街的游人和客商都有1万多人。由于赌场每年为当地创造巨额利税,曾经是布满地雷的荒芜之地芒街已从过去的贫困地区一跃成为越南“最大的经济开发区”,也成为越南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钱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送来的,”一个中国人如此评价。据说,越南政府已经开始推广经验,决定在与中国相邻的所有口岸、边贸点开设赌场。

  一车的中国游客坐了半小时缆车终于晃晃悠悠到“云顶”,进了大堂,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睁大眼睛轻轻地“哇!”地一声——云顶的LOBBY是我去过所有酒店中最大的一个,大得似乎足够搞一场室内足球赛;它的前台也“漫长”得足够几十人同时站在那儿为客户服务。

  云顶在吉隆坡东北约50公里处,面积约4900公顷,是东南亚最大的高原避暑地。原名“珍丁高原”(Genting Highlands),由于山中云雾缥缈,令人有身在山中犹如置身云上的感受,故改为现名。

  初进云顶时的惊叹一直持续到上楼看住处:中空的天井式建筑,环绕一圈望过去全是密密麻麻房间,我拿到的钥匙牌显示,已是这一层的第一百多个房间,后看介绍才知这里一共有3000间客房,实在大得令人瞠目。以至于导游费了不少口舌告诉大家餐厅、赌场和房间的路线,以免迷路。晚上果然见到不少打听路的中国人,方知导游之嘱并非夸张。

  许多中国人都是“新马泰”之旅开始第一次出境游。按传统线路,游客通常在马来西亚停留三晚,除去马六甲、吉隆坡之外,那一晚就给了云顶。在某大旅行社工作的常润说,包括吃、住、行,马来西亚方面这三天一共收取中国的接待费是每人30美元。这个价钱实在低得反常,但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赌场方面给的某种形式的补贴,目的不外乎一个: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云顶。

  “云顶”是在亚洲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堪与澳门葡京赌场相提并论的赌场之一。而来云顶的一年前,恰好也曾去过葡京,感觉葡京多靠澳门赌博传统及其多年的“江湖地位”取胜;而论及规模及气势,则略逊云顶。云顶集团的老板林梧桐1918年生于福建,20岁来马来西亚谋生,是个木匠出身的建筑商。1965年,林梧桐在云顶高原兴建酒店。1970年获首相特许在酒店开办赌场,到现在林梧桐在云顶共有6座大型星级赌场酒店。据1994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林氏的资产逾50亿美元,而同期的澳门赌王何鸿只有19亿美元。

  云顶赌场似乎想营造“赌亦有道”的“尊严”。导游老早就提醒大家要正装进入、男士还要加上领带。像所有的赌场一样,通过严格的安检入内。赌场照例维持以大取胜的风格,一个房间套着一个房间,烟雾缭绕、人声鼎沸。以前只在周润发的“赌神”系列片中“领略”过赌场,这次亲眼所见,很多赌台上的人表情都一样地紧张,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拿到牌后紧贴着桌面微微抬起,仅个人能看清手中的牌。

  云顶是马来西亚惟一合法的赌场,门口的告示上说,雪兰峨州和彭亨州的苏丹告诫穆斯林教徒不准入内。观光客如去赌场,要出示护照。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宗教人士反对开赌参赌,政府也对云顶高原赌场作了诸多限制:只许接待外国游客,禁止本国居民参赌,不允许在媒体做赌场广告。

  云顶其实更像是一个大的娱乐城,除了庞大的酒店外,还有花园游乐场、室内体育馆及高尔夫球场等。云顶里的“云星剧场”也是华人巨星经常光临之地。印象很深的是,从大堂到赌场要经过一个长长的扶梯上,抬眼全是港台大明星的巨照,当时最醒目的就是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演唱会。后来看到从老牌的罗文、张帝到陈慧娴、BEYOND,直到新生代林志颖、谢霆峰都在这里开过演唱会。这种将赌博与其他娱乐业“打包”在一起的方式,或许也正是云顶的老谋深算之处。

  在一个禁赌的国家开设赌场,云顶的目标客户群显然更是在亚洲范围。赌场内绝大多数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而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各种口音的汉语也不绝于耳。来这里赌的中国人也很多样化:与我们同团来的来70多岁的老妇,玩一直到凌晨3点,直到女儿下来将她“挟持”回房;团里另一个单身旅行的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坦言就是来“赌”一把,第二天早上告知大家他输了2000美元,但最让他吃惊的是他亲眼见到一个华人妇女一晚上不动声色地输掉了30万港币。-

  农贸市场、竹林、茶室、偏远石矿内,一块地板、一张毛毯就能组成一个简易的赌博窝点。2004年7月起,杭州市上泗郊外突现四大赌博集团。集团为股份制、赌场里实行星级服务,参赌人员出手动辄三四百万元。

  赌场老板靠放高利贷获取巨额利润,参赌人员皆为当地生意人和农民。许多赌客倾家荡产,还欠下巨额高利贷。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杭州加快了郊区农村城镇化步伐。许多农民在获得了征地补偿款后,开始做生意。几年时间暴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钱包鼓起来了,空闲时间多了。这些“农转非”的富人,业余文化娱乐生活却没有质的改变。赌博成了他们消磨时间、冒险积累更多资本的一种快捷方式。杭州的标本可以被看作中国境内暗流涌动的赌资需求的一种写照

  “我被非法拘禁,快来救我!”2004年9月16日晚7时,杭州市西湖区龙坞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求救报警电话。该男子自称被拘禁在龙坞镇葛衙庄的一家理发店里。值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将其成功解救,并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俞丰、陈则虎、陆建忠3人。

  龙坞派出所民警很快搞清了事情真相。这是一次因欠高利贷过期不还引起的拘禁事件。被拘禁男子姓杨,余杭人。杨某在龙坞一赌场赌博输光了身上的钱后,在赌场里向俞丰等人借了5万元高利贷,随后再次输光,无法偿还。俞丰遂将其拘禁逼其还钱。民警审讯发现,俞丰等人背后是组织严密的大赌博集团。

  龙坞赌场:大股东黄金祥,开场次数56,单场最高抽头金额86.8万元。中村赌场:大股东郑洪福、章冬山,开场次数60,单场最高抽头金额82.2万元。转塘赌场:大股东来莉萍、陈长峰、周刚,开场次数3,单场最高抽头金额3万元。瓶窑赌场:大股东陈小根,开场次数40,单场最高抽头金额20万元。

  杭州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盘踞在杭州上泗地区的四大赌场,涉赌人员120多人,赌场内流动资金最高时近千万元,是浙江省近年来查处赌资最多、性质最为恶劣的赌博案件。

  四大赌场均为股份制集团,组织严密,经营网络健全,实行星级服务。参赌人员有专人联络、转车接送;赌场外有人放哨、赌场内有“跑道员”负责送水递烟,赌徒输光了钱也不用担心,赌场内有老板负责“抛资”(高利贷),借一万元,最高日利息达到500元。

  为了安全,赌场是经常流动的。因此其设施非常简单。上泗郊外的农贸市场、竹林、茶室、偏远石矿甚至甲鱼塘内,只要一块木板、一张毛毯,就能组成一个简易的赌博窝点,有的干脆直接由鸭棚、猪棚改建而成。

  赌场实施企业化管理,分工明确。大股东黄金祥负责召集赌博人员;胡朋、潘潮法等人接送赌徒和场外放哨;俞丰、陆建忠等人则轮流上场陪赌,他们的任务是“抛资”——给那些输得一文不名的赌徒提供高利贷。为了防止参赌人员作假和起哄闹事,黄金祥特意从江西请来练拳击的陈则虎等两人充当保镖,又让黄鸿洲管理“抽头费”。按规定对进场赌博的坐庄人员上庄时抽取总金额的5%的费用;坐庄过程中,庄家每赢一万元就抽取3%,下庄时若庄家赢了,每一万元再抽取5%。大股东黄金祥平均一天的“抽头费”在20万~30万元之间。

  最赚钱的还是赌场内的“抛资”,赌场内的高利贷每一万元每天要扣取500元利息费,赌场外的高利贷则在100~150元不等。一个“抛资”能在两个月时间里,从10万涨到80万元。

  大股东是赌场的幕后“主宰”,他们操纵着赌家的输赢概率,也操纵着赌场资金的流向。赌徒们是很少赢钱的,他们沉浸在一轮轮充满刺激又毫无希望的博弈中,最后被榨干了身上最后一分钱。

  一批批赌客,很多是熟面孔,他们大多在30~40岁之间,其中多数人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龙坞赌场大股东黄金祥说,在赌场里一次输几十万元毫不稀奇,赌场里有很多人欠的高利贷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参赌之前,多数赌客都有丰厚的家资。陈小根开办的赌场有一个特点,参赌人员必须具备百万元以上的家底,而且必须要带3万元以上的赌资。因此,四大赌场的大股东手上都有一份名单,上面有上百名有背景的“老客户”,这些“老客户”不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生意人,就是傍着大款的富婆。

  “如果不是手中有了钱,又有了空闲时间,怎么会有人去赌博?”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政治处的章官翔警官分析说,杭州人历来有“小搞搞”的爱好,本地盛产龙井茶,茶农们每年都有很可观的收入。上世纪末期,杭州开始全面推进城市化发展,一大批郊区农民获得了大批征地款,他们借这次机遇大富了起来。章官翔和政治处的葛警官认为,郊区大多数农民的年收入要三倍于杭州市公务员。至于生意人,章官翔笑称:“他们的收入没法说,或许几百万,或许上千万,但只要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一般都有几十万以上。”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长期研究杭州农村问题的冯钢教授向记者描述了那次城镇化进程:当时主要是由村里集体和政府就土地讨价,好多政府领导都是当地人,因此在征地款上大多不是很苛刻。多数“农转非”的村民一下子拿到了十几万、二三十万的征地款。村里将留的10%的开发地,统一建成市场,然后再分给村民,当作商铺经营。“杭州城郊一下子冒出了几千家饭店、茶楼、农贸市场、服装市场。就这样,祖祖辈辈的农民农转非后一下子发了。”

  这是杭州郊区农民掘到的第一桶金。离杭州市区不足20公里的典型江南小镇——转塘镇,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月13日晚刚刚下过小雪,转塘镇地面湿漉漉的。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上许多积水。这个小镇的房子多数是二层、三层楼,一些楼房甚至是欧式建筑。街道两边店铺林立,靠近镇政府的马路旁边停了几百辆出租车。包围着小镇的是群山,半山坡上全是茶树。转塘镇境内有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和望江山疗养院。

  风景区建起来了,相关的配套设施足了,旅游的客人随之多了起来。本就销量很好的龙井茶一下子供不应求。转塘镇双流村的老李告诉记者,清明前上市的龙井茶价格特别高,一斤茶叶卖到四五千元很平常。2004年,杭州曾出过四两龙井茶叶卖到了500万元的事情。即使是普通的龙井茶也要卖到四五百元一斤,而茶叶一年三季,搞好了,一年几十万元没有问题。“守着龙井茶就不怕没钱花。”如今老李雇人种茶,自己则经营茶庄。

  农贸市场、服装市场、茶楼也红火起来了。转塘镇政府党办一名负责人称,这些生意基本不用投资。很多杭州市区人或外地游客,来风景区吃农家饭,喝龙井茶,当地人都是当作客人招待,根本不用缴税。客人临走一般都要买一些龙井茶。当地的建筑业房地产业也开始兴旺。有生意头脑的人购进了挖掘机做起了建筑生意。当地人介绍说,仅转塘就有1000多台挖掘机,一台挖掘机价值50多万元,一些大老板都有四五台。在建的杭青(杭州——青岛)高速路、郊区的别墅区都需要挖掘机,每年的收入相当可观。

  杭州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生态资源和杭州的城镇化战略让郊区的农民迅速暴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暴富之后,“空闲时间不‘小搞搞’,还能干什么?”记者在3天的采访中,问及空闲时间的娱乐方式,接受采访的“农转非”村民、生意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小搞搞”。看电视、搓麻将、打牌是当地“农转非”人的三大娱乐方式。

  以前都是“小搞搞”(小赌),村头街尾、集贸市场、茶叶市场,农民或生意人闲暇时,玩两把,也就是几百元,最多上千元。西湖区公安分局政治处章官翔警官说,近年来,郊区众多人暴富,空闲时间多了,赌博市场大了。

  西湖公安分局资料显示,前几年,该局每年处罚的赌博人员只有400余人次。到了2004年,该局查处的赌博治安案件多达700余起,被治安处罚的人数高达2300余人次,治安拘留600余人,劳动教养9人,被处罚者中,本地人占80%。

  以前仅一年三季种、采、炒茶叶就忙得农民不亦乐乎,只是冬天有些时间“小搞搞”。可现在“农转非”后的村民,雇人种、采、炒茶叶。杭州周边郊区的茶农多数雇用了安徽、江西等地的打工者搞茶叶。本地人多数只照顾茶楼或市场的生意,这样空闲时间就多起来。

  农民和生意人富了起来,但其文化娱乐生活并没有质的提高,只是在量上加大了。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再满足于往日的“小搞搞”,加大了赌注和参赌次数。以前是随处“小搞搞”,现在则参与到股份制赌博集团“大搞搞”。

  赌博吸引当地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赌博可能让他们手中的钱快速增值。记者调查发现,“农转非”的村民和暴富的生意人,很少出入市里的高档娱乐消费场所,他们一般叫不出这些场所的名字。当地人认为出入这些场所,钱白花了,而赌博则不同,赌博也是一种投资方式。

  龙坞赌场的大股东黄金祥就是靠赌博发达的。黄金祥本是龙坞镇农民,起初做茶叶生意,积攒了一点钱。茶叶淡季或平常空闲时,黄金祥就进出各赌场,一开始是“小搞搞”,2003年在“筒子功”赌博中赢了150多万元,随后黄金祥联络多人以股份制形式开办赌场,随后日进万金。

  正是抱着既能赢钱又能打发时间的心态,当地人前赴后继地走进了赌场。针对日益严峻的赌博形式,浙江省决定今年1~5月全力开展禁赌专项活动。重点整治职业性豪赌、互联网赌博、赌球、跨境赌博等。四大赌博集团于是被成功摧毁。

  两年前,我和清华大学数学系教师丰德军做Roommate,那时,美国加州一名华裔妇女买彩票,中了头奖,赢得8900万美元奖金,创加州彩票历史上个人得奖金额最高纪录。消息传播开来,很多人跃跃欲试。丰德军的反应是典型的数学式的,他说,数学家不会买彩票,因为他们知道,在买彩票的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概率远高于中大奖的概率。

  每年,全世界死于车祸的人数以数十万计,中了上亿美元大奖的却没几个。这样看,数学家的命题是正确的。按数学的语言,是“真”的。但死于车祸的人中,有多少是死在去买彩票的路上呢?这恐怕难以统计,因而“死于车祸多于中奖”也成了无法从当事人调查取证的猜想。在概率论里,“买彩票路上的车祸”和普通的车祸是完全不同意义的事件,是有条件的概率,这个概率是建立在“买彩票”和“出车祸”两个概率上的概率。解法不知是否可通过两个事件的概率的乘积求得。不管怎么说,这都应该是一个极小的概率,它的概率比中大奖的居然大,可见中大奖的难得和稀奇。

  但买彩票的人却比参与赌场赌博的人多得多,不能不说公众缺乏对数字的理解。通常,赌场的赔率是80%甚至更高,而乐透彩的赔率还到不了一半,但公众却热衷于彩票,渴望一夜暴富,一把改变命运。商家了解大众心理,不在每件商品上打折,而是推出购物中大奖之类的活动,也和彩票异曲同工,既节约成本,又满足了顾客的“侥幸”心理。理解了数字,你也就知道,中六合彩的概率远比掷硬币,连续出现10个正面的“可能性”小得多,手边如果有硬币,又有时间,你不妨试试,看你用多长时间能幸运地掷出自始至终的连续10个正面。连续10个正面的概率是10个1/2相乘的积,意味着每次抛掷,你都“幸运”地得到了你所希望的,占整个可能性1/2的好结果。这个概率应该是1/1024,想想吧,千分之一的概率让你碰上了,难道不需要有上千次的辛勤抛掷做后盾?

  赌博就是赌概率,概率的法则支配所发生的一切。以概率的观点,就不会对赌博里的输输赢赢感兴趣,因为无论每一次下注是输是赢,都是随机事件,背后靠的虽然是你个人的运气。但作为一个赌客整体,概率却站在赌场一边。赌场靠一个大的赌客群,从中抽头赚钱。而赌客,如果不停地赌下去,构成了一个大的赌博行为的基数,每一次随机得到的输赢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在赌场电脑背后设计好的赔率面前,赌客每次下注,都没有意义了。

  概率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事件的独立性概念。很多情况下,人们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未中奖人群而去买彩票或参与到累计回报的游戏,殊不知,每个人的“运气”都独立于他人的“运气”,并不因为前人没有中奖你就多了中奖的机会。设想一下,前面10个人抛硬币,没有一个人抛出了正面,现在轮到了你,难道你抛出正面的可能性就大于其余的人?抛硬币出现正反的决定性因素是硬币的质地和你的手劲,每个人抛的那一次,都“独立”于其余的人。拉斯维加斯的很多赌场,上都顶着跑车,下面写着告示,告诉赌客已经有多少人玩了游戏,车还没有送出,只要连得三个大奖,就能赢得跑车云云。但得大奖的规则并无变化,每人是否幸运,和前面的“铺路石”毫无关系。

  概率论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19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所说:“对于生活中的大部分,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只是概率问题。你可以说几乎我们所掌握的所有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只有一小部分我们能确定地了解。甚至数学科学本身,归纳法、类推法和发现真理的首要手段都是建立在概率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整个人类知识系统是与这一理论相联系的……”有趣的是,这样一门被称为“人类知识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数学却直接地起源于人类贪婪的产物,赌博,文明一点的说法,就是机会性游戏,即靠运气取胜的游戏。

  希罗多德在他的巨著《历史》中记录到,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为了忘却饥饿,经常聚集在一起掷骰子,游戏发展到后来,到了公园前1200年,有了立方体的骰子,6个面上刻上数字,和现代的赌博工具已经没有了区别。但概率论的概念直到文艺复兴后才出现,概率论出现如此迟缓,有人认为是人类的道德规范影响了对赌博的研究——既然赌博被视为不道德的,那么将机会性游戏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大逆不道。第一个有意识地计算赌博胜算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卡尔达诺,他几乎每天赌博,并且由此坚信,一个人赌博不是为了钱,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弥补在赌博中耗去的时间。他计算了同时掷出两个骰子,出现哪个数字的可能最多,结果发现是“7”。

  17世纪,法国贵族德.梅勒在骰子赌博中,有急事必须中途停止赌博。双方各出的30个金币的赌资要靠对胜负的预测进行分配,但不知用什么样的比例分配才算合理。德.梅勒写信向当时法国的最具声望的数学家帕斯卡请教。帕斯卡又和当时的另一位数学家费尔马长期通信。于是,一个新的数学分支——概率论产生了。概率论从赌博的游戏开始,最终服务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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